中医药文化研究十篇-pa视讯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1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1121-02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根基。中医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发生发展流传演变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中医药文化的气息，也正是中医药文化所贯穿并延续了中医药的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与时俱进、自成一家的完备体系。

传统中医药文化起源于歧黄时代，《黄帝内经》就是第一部以文字记载问答形式的医书，近现代的中医药文化研究则缘起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如冯友兰的《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然而，受一定因素的影响，中医药文化并未被作为特定对象来进行系统考察，也迟迟未被正式提出。

诚然，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内在因素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研究的根本动力和迫切需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更为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发展迎来了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学术界渐次开花结果。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和全面的研究与应用，滥觞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主要标志如下：①1993年8月，由陕西中医学院和西安医科大学牵头举办的我国首次以“中医药文化”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并正式出版了《中医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文教授主编，陕西科技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②1994年4月，由陕西中医学院承办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医史文献暨医古文学术研讨会”上，“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得到初步确认；③1996年8月，由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分会和医古文研究会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药文献、医古文、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中医药文化分会”作为独立的学术团体正式宣告成立。由此开端，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每次出版一部中医药文化学术论文集。

随着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和有关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应用便如雨后春笋，迅速开展起来。通过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以内涵研究为核心的不断深化，在体系建设、院校教育、研究机构、中医药企事业单位中医药文化建设、中医药民俗文化以及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等方面的工作不断落实和加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对原《医古文知识》杂志进行改造，于2006年3月开创了我国第一份，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份以“中医药文化”为专名的学术期刊《中医药文化》，每年发表大量中医药文化研究论文，打造了中医药文化学术争鸣的主阵地。

大量的中医药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科普文献不断涌现，如《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中医与文化漫谈》、《中医文化溯源》、《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中医与传统文化》、《中医文化论丛》、《中医哲学基础》、《中医药文化选粹》、《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药文化传播丛书-黄帝内经养生堂》、《中医体质与饮食调理》等等。

不容忽视的是，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仍远远落后于中医药医疗教学科研的研究现状，有鉴于此，政府逐年加大中医药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和推出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发挥的政策支持。简列如下：《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中医药事业“十二五”规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等。

在如上所述一系列政策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并响应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需求，组织开办大量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历时三年的“中医中药中国行”（2007――2009），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型中医中药科普宣传活动，紧随其后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2010――2013）继往开来，深化主题-传承中医国粹、传播优秀文化、共享健康和谐，走“面向基层、服务农村、惠及百姓”的路线。建立“中医中药中国行”专题网站，并开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pa视讯官网“中医药文化”专栏。

2005年启动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011年制定《“十二五”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方案》和《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标准》。截止2013年10月，已批准成立16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5个建设单位。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2010年“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11年《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在历届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和各省市名老中医学术传承工作的基础之上，于2009年6月组织评选出30位“国医大师”，促进了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为中医药事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2009年6月成立了“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在各地尤其是中医医院、中医药博物馆广泛建立科学研究与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中医药文化的科研和展播工作。2011年开始建立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信息库，组织选聘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至今已举办四期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培训班，建构了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人才支撑力量。

2012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选评推出“首届全国优秀中医药文化科普图书”15种。2012年8月则特别创设了以“中医文化学”为名的中医药文化学科（培育）。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r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10（a）-0120-04

research on the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uji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eng haiyuan1 zhu xiangzhi1 hong fan1 wang fangren2

1.fuji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003，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indust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al industry has varied degre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side som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tcm culture deep city and area where had achieved good result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ujian tcm cult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is point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ting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uiting its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ujian tcm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countermeasure

近年来，随着文化多样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的日益显现，文化产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实力、参与国际竞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中医药文化产业作为健康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2009年我国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1]，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2]。因此，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增强其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对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5]。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机构开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超中[6]开展了我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对策研究，提出了中医药文化科技园区的建设方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周钊和等[7]从中医药文化研究保护、宣传教育、行业文化、文化产业及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对湖湘中央医药文化发展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黄冈师范学院江军民等[8]通过对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的状况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蕲春县李时珍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应对策。同时，我国也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中医药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医药文化产业规模呈现逐步壮大的趋势。如浙江现代联合集团投资超过60亿元筹建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园；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投资近十亿元建成了省内首座宏济堂中医药文化产业基地；安徽启动了中华医药科技文化产业项目；黑龙江也明确了2014年积极发展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等。福建省在中医药文化开发方面也有所成就，但仍存在中医药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较少、产业发展不够成熟等问题。本文主要针对福建省（以下简称“我省”）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我省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

1 福建省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1 中医药文化产业内涵

中医药文化产业是健康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主要借助传媒、科技手段，将中医药的属性，蕴含的历史、地理、民族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人文元素进行文化加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其经济价值的的全新产业，涉及科研、教育、医疗、休闲娱乐、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等各个领域[9-11]。

中医药文化产业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与中医药文化相关联的历史、人物、文物等为内容，利用图文、音频、视频等传播手段制作的书刊、包装、广告、广播、影视、戏剧、曲艺等产品；另一类是有益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各种养生保健服务项目及平台，包括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医药主题公园、医药文化会展、文化养生机构等文化服务性消费行业[12]。

1.2 福建省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借助国家扶持中医药文化产业的良好政策优势，福建省利用自身所积淀的资源文化优势，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经过多年的努力，福建省在中医药文化产业研究及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1.2.1 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优势，引领了相关行业协同发展 我省积极推广中医药老字号品牌，弘扬传统文化。据统计，我省从2006年开始开展并认定了三批共53家“福建老字号”，其中34家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中医药领域包括片仔癀、灵源、采善堂等品牌[13]。这些品牌企业依靠中医药“老字号”涉及医药、食品、餐饮、酒业等行业，牵起了整条产业链。如以漳州市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灵源药业有限公司、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中医药骨干企业依托传统品牌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基本形成从药品、保健食品到饮料、家庭药膳，从原料、片剂到胶囊、口服液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链条。漳州片仔癀公司在四川阿坝州和陕西秦岭山脉以南的凤县投资建立养麝基地，产品由单一的药品发展至保健品、特色化妆品、医疗器械、日化产品及其他护理用品等多个品种，逐步覆盖了上游原材料、中游研发、下游生产销售产业链。泉州市灵源药业有限公司打造“灵源”牌，产品由“灵源”万应茶延伸至茶剂、散剂、饮料、食品和中药饮片等多系列品种。

1.2.2 加大了中医药文化宣传 发展中医药文化会展业。利用地缘优势，我省坚持办好“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闽台中医药学术论坛”“海峡两岸慈济中医药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学术交流、经贸洽谈、药物交易等形式，推广中医药品牌，吸引国内学术机构、科研单位、知名企业等各方力量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漳州片仔癀公司就常通过展览、视频及作为馈赠礼品等方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展示了源于宫廷秘方、历经弥新的传统名贵中成药文化。

开发中医药文化科普教育产品。近些年，我省反映中医药内容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等中医药文化产品深受观众喜爱。比如，中央电视台慕名采访、拍摄的片仔癀专题片――《国宝秘药之秘》上下集在cctv国际频道播出后，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同时，为了弘扬片仔癀文化，宣传国药普济苍生的mtv《爱的传奇》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唱；与原卫生部、国家药典委员会合作制作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华特色药―片仔癀》专集，翻译配音了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等多个版本广泛宣传；与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合作的介绍国宝名药片仔癀的专题节目播出后也在海内外引起较好反响[14]。另外，福建三明市也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并正式出版发行了保护民族中医精华的2部民间医药专著――《三明畲族民间医药》和《三明畲药彩色图谱》[15]。

参与大型科普公益宣传活动。在“中医中药中国行”福建活动中，我省也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走进社区和农村培训社区及乡村医生、举办义诊与健康讲座等，并为现场群众发放扑克牌、团扇、科普小册子、单病折页、中国中医药报特刊等宣传用品，开展草药辨识、药膳制作、膏方介绍、中药炮制、制药等服务项目，颇受群众欢迎。此外，利用地缘优势，加入海峡两岸中医业务交流活动，组织我省中医药专家奔赴马祖等地，开展肾病、胃病的中医治疗和饮食宜忌、中医保健养生等讲座，并进行学术交流。

1.2.3 推动了中医药文化融入旅游产业 在打造“海峡旅游”品牌上升为国家战略、我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省越来越多企业，尤其是中医药企业选择开发品牌文化，与旅游业“结缘”，将智慧和创意注入冰冷的产品，让其华丽转身，成为给旅客带来欢乐和惊喜的时尚旅游产品。如漳州片仔癀公司打造片仔癀博物馆、中药标本馆、植物园、中成药生产车间等组成的片仔癀中药工业园浏览路线，通过物化形式，形象、客观地反映片仔癀的文化特定，展现片仔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同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工业旅游示范点供游客参观，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00多个团[16]。灵源药业也参与工业旅游示范点创建，打造以灵源山风景区、灵源禅寺、公司等为核心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使企业产品、管理、文化与游客无缝对接。

1.2.4 筹建了一批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基地） 为实现中医药相关产业有机整合，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我省积极鼓励支持企业通过自建、联建或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方式，建设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基地）。由万好国际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合作，投资2.5亿元，以纯药用植物为景观的中医药文化创意博览园将于2014年7月开放，园内拥有神农谷、体质辨识园、万博园、经络园、中医药文化博览馆等十八个贯穿中医药发展史的文化互动景点。2012年3月，尤溪县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合作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也正式启动，该项目提出建设一个融中医药文化、旅游、中药资源开发利用于一体、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总体思路，园内包含中药材种植生产基地、中医药休闲养生基地。2013年2月22日，融合两岸中医药科技、金融、产业等优势要素的海峡两岸中药现代（福建）产业园落户漳浦，将重点建设两岸药用植物园示范区、两岸药材集散中心、两岸现代生命科技园、中医药文化体验园等。

1.2.5 建设了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是传承中医药文化和凸显中医药特色的平台、宣传和展示中医药文化的窗口。我省确定片仔癀博物馆、海沧青礁慈济宫景区闽台中医药博物馆、万好药博园等为我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另外，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和福建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联合打造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内容涵盖中医药文化起源、古近代名医介绍、杏林典故、养生保健知识、中医特色疗法及用具、常见中药展示等。

1.3 福建省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省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3.1 中医药文化产业规模小，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 中医药文化产业空间巨大，中医药文化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经济价值和开发潜力，但目前我省中医药文化产业的主体较弱，具有竞争力的中医药文化品牌较少，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发展能力明显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仅少数如漳州片仔癀、厦门中药厂等企业的经济规模、企业规模、品牌影响力等具有抗衡能力。如漳州片仔癀已形成产业链和规模经济，居我国中成药行业50强，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20强。近几年，该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年出口超千万美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单项中成药出口金额首位。

1.3.2 中医药文化遗迹开发与利用不足 我省对中医药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发展规律和思路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较少，中医药文化遗迹开发与利用不足。如武夷山地区是早期福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区域，该地区的医籍医事是古代福建医药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出现了法医学家宋慈、理学家研医有成就者蔡元定、为官习医者钱闻礼等[17]，但该地区开发利用名人品牌明显滞后，没有真正把名人文章做出深度和广度，中医药文化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程度较低。

1.3.3 尚未形成集群优势 纵观我省中医药文化产业，基本还处于单兵突进状况，布局分散，尚未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因此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漳州片仔癀位于漳州，灵源药业位于泉州。另外，可集群化的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基地）尚未完工，大量企业、科技、人才、资金、政策等多因素也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我省还存在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区特点不突出、地域同构化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人才短缺、产业配套不到位等问题。

2 发展福建省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

2.1 制订相关发展方针，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制订相关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从政策、机制、投入、项目、税收等方面，给予倾斜，对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影视、出版等给予政策支持，大力扶持扩大中医药文化事业；并积极引导、鼓励中医药企业和文化产业链相关企业联合，深度开发医药文化内涵，促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健康成长。同时立足全省中医药发展大局，统一规划全省中医药文化产业，结合区域文化资源特色，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体系，避免出现特点不突出、地域同构化等问题。

2.2 发挥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势，培育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

政府应大力推进实施品牌培育战略。一是培养国际中医药文化名人、国际中医药文化品牌、国际中医药文化著名企业、国际品牌中医院等，通过文化贸易、中医药服务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二是采取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推进的中医药产业发展措施，以品牌促规模，以品牌拓市场，以品牌增效益，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品牌。

2.3 调研福建省中医药文化，进行深层次挖掘开发

福建省孕育了众多著名医家，如东汉建安时期与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的长乐人董奉、宋代建阳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著名的医学理论家、临床家和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18]。因此，应对福建省各地中医药文化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包括中医药文化古迹的考察、传统中医药地方风俗民情的考证与开发利用研究、近代中医药贸易故址与文化研究、知名中医药种植基地、企业与医院文化的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等。通过深度挖掘、整理、研究中医药文化内涵和原创思维，把名人古迹等文章做出深度和广度。

2.4 重视中医药文化产业人才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力度

2.4.1 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是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的第一资源。中医药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其文化内容的传播者往往较难替代，中医药文化产业需具有中医药知识、中医药事业管理知识、文化产业化专业知识等复合型人才才能胜任。因此，我省应建立集中医药、文化、创意、市场运营等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中医药文化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2.4.2 构建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 我省可从功能导向、政策扶持、制度激励等方面构建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从北京、广东、台湾等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引进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产业人才，尤其是那些闽籍的在外工作的高端人才，以提高我省中医药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素质。

2.4.3 搭建中医药人才交流平台 福建中医药大专院校、中医医疗机构、研究机构、中医药企业以及中医药产业基地等应加强合作，共同搭建人才交流平台，达到人才培养机制共建、师资队伍互动、课程体系共享、科研项目合作等目的。

2.5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创新中医药文化产品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因此，要充分利用广播、影视、广告、书刊音像、演出活动和动漫等形式多样、科学实用、健康向上的中医药文化精品，通过生活化、时尚化的创作，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向人们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同时，也要注重开发新兴传播方式，创新中医药文化产品，吸引更多人关注中医药文化。如以魔方为基础，融合五行和阴阳元素的中药魔方，就是借助益智类玩具传播中医药文化理论，进而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2.6 加强闽台合作，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我省可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政策、福建对台“五缘”优势和中草药资源丰富等独特的有理条件，以及台湾在现代中药制造业的优势，积极开展闽台中医药科技文化交流。通过筹办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论坛等活动，推动海峡西岸区域内中医药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人才流动、产业合作、监管联动、标准互动，实现两岸中医药优势互补；建立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中草药产业基地，使福建成为两岸中医药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和对台中草药供应集散地，形成两岸良性互动的双赢局面；通过闽台民间共同信仰的医神“保生大帝”吴加强合作，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2.7 深化中医药文化与金融合作，建立投融资平台

我省中医药企业规模较小，资金不足。因此应将中医药文化产业与资本进行有效对接，为投融资双方搭建一个对话平台，应利用各种融资渠道，如在相关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争取政府的专项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成长性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及国内外社会资金，银行无形资产质押贷款等。

3 结语

福建省中医药文化独特，地域性鲜明，同时也孕育了众多著名医家。因此，利用区域文化资源，发挥特色优势，通过挖掘中医药文化价值、开发中医药文化资源、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等方式，不仅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而且可以增强中医药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从而使中医药文化得到弘扬、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z].2009-05-07.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z].2012-04-20.

[3] 高彦彬，赵慧玲.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提高中医药文化软实力[j].世界中医药，2011，6（6）：461-464.

[4] 肖燕，宁泽璞.略论中医药文化产业化[j].世界中医药，2011，6（5）：372-374.

[5] 官翠玲.中医药文化建设路径探析[j].医学与哲学，2013， 34（11a）：75-77.

[6] 张超中.我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1，18（10）：5-7.

[7] 周钊和，徐海燕，范霞，等.湖湘中医药文化发展对策研究[j].湖南中医杂志，2013，（9）：165-166.

[8] 江军民，陈中文.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当代经济，2013，（2）：100-102.

[9] 赵立冬.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意义重大[c].北京：北京养生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09：893-896.

[10] 陈小平.地域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13：1-136.

[11] 蔡光先，陈志鹏，宁泽璞.加快中医药文化产业化发展[n].中国中医药报，2010-04-08（3）.

[12] 秦伟民，刘蔚.简论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桎梏及对策[j].湘潮，2013，（10）：82-83.

[13] 刘文艳.泉州再增一家福建老字号[n].泉州晚报，2014-06-18（10）.

[14]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宝秘药之秘――中央电视台慕名拍摄并将播出介绍片仔癀专题片[eb/ol].[eb/ol].2012-04-18/2014-07-22.

[17] 吴童，王莹颖.理学与宋代武夷山地区中医药文化[j].中华医史杂志，2011，41（4）：214-216.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中医药国际化;跨文化研究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医学不仅只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2］，如此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是生物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必然补充［3］。《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了人类学方法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巨大应用价值［4］，目前在国内，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的还不多见，西方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但总体还十分有限。本文将对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进行简介，分析人类学能够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原因，并讨论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作用。

1人类学概述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人类学的起源具有浓厚的博物学以及殖民主义色彩。17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殖民地资源，制定针对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自然要对当地的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人类学这一学科逐渐形成。进入20世纪，各国人类学多元化发展。诞生于西方殖民强权的人类学强调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类型的文化相对论［5］;在南欧与中欧国家，人类学家往往与民俗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合作研究地方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通过博物馆等大众教育方式，再现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民族主义观点［6］;前苏联及苏维埃阵营国家的人类学则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7］。今天人类学中的不同分支分别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8］。“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是当前人类学家最关注的议题，由此，医学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应用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富的一支。医学人类学同时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是指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9］，包括生态、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等方面。

2人类学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2.1人类学与中医药学方法相通

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具有整体观和跨学科的特质，并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现象和中医药理论本质的研究，将产生巨大的价值。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即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性研究。这一方法将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参与性，同时强调在特定的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同时又是一种知识工具，它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的经验。在纳入现代化管理制度以前，中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家庭或师徒的经验传递，如跟师生活、采药制备、临证抄方、侍诊于前，强调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业师的日常经验是医者主要的知识来源，而医药知识在这些日常实践中也被生产出来。医者也兼具儒家精神，有条件者也会将一己、一家之经验心得付梓成书，可谓文章千古，兼济天下，使后来的知识分子亦能按图索骥，自学成才，这些书籍的内容是医家日常经验的再现，因此具有整体性。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医家的经验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也具有地方性。这些医家病案汇集和经验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医书中的一大部分，它们从人类学角度亦可以视为一种民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古代的中国，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是获得和生产中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因此，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这为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鉴于“话语生产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医药国际化所面临的首要障碍，若能在中西医科学对话之外，从文化角度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就能够帮助中医药以更加通用的语言阐释其理论本质，增强中医药跨文化能力。

2.2人类学是不同医学体系间的桥梁

我们在对海外中医教育进行调研时发现，目前海外认同度最高且最系统的中医教育正是从医学人类学课程发展而来，它的设计和建设被视为一项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0］。事实证明，中医药作为医学人类学内容切入主流医学教育是对中医药长久发展的最佳方案。1990年，受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马达赫索教授邀请，时为访问学者的中医专家朱勉生教授在达芬奇医学院开设中医课;3年后，增开导引学分课;7年后，法国第一个医学高校的中医文凭教育办成。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初的教研室已经发展为中医系，而中医专业也成为目前达芬奇医学院十几个专业中人数最多、口碑最好的专业［11］。这一项目针对已经获得医学或药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药剂师、研究管理人员和五年级以上具有处方权的医学本科生开设，并且始终围绕“文化内核”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包括中医学、经络学、导引功、中医汉语、中国哲学、天文学、中国文字文化、中西医比较等，还设置到中国进行文化旅游和中医实习的环节。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理解和运用中医药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学员们认为，他们对中医的学习使其临床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医的多种技术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11］。今天达芬奇医学院中医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教学和临床，辐射到更加广泛的层面。这一项目的毕业生分散在法国各大医院、卫生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专业的医学学会、医生联合会等，他们从高层次操作，正在从不同角度积极推进中医药学同西医药学的交流合作［12］。这一实例表明，作为一种外来医学，中医学要在海外生存、发展，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必然涉及与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渗透、吸纳、融合，因此，这是一项跨文化综合性的工程。而对于中医药的海外教育来说，目前不少西医学院的针灸或中医教学单纯从技术层面着手，而丢弃了中医药的文化根基，这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中医药而依附于主流医学的操作，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而作为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且具有重视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医学人类学无疑是不同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2.3人类学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务

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人类学能够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1)为行政部门提供制度研究，即如何调整卫生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提供更有效的服务;2)卫生研究单纯依赖于调研数据是不现实的，参与观察、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的同时结合比较案例研究最适合提供卫生研究所需的各种信息;3)为所服务人群提供普遍健康观念和做法，这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极为重要［13］。20世纪40年代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建立跨美事务研究中心(institutionofinter-americanaffairs，iiaa)，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帮助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双边发展项目，以促进美洲国家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该机构雇请人类学家对跨国卫生项目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以解决在传统社区中引入预防医学所遇到的障碍。在iiaa的影响下，到了50年代，美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规划会战略性纳入文化因素，人类学研究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医学人类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跨文化的健康服务国际卫生项目进行支持性研究［14］。近年来中医药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中医药的国际化已经从过去的自然传播向主动“走出去”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医药能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维护人类健康，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质是跨文化的健康服务［15］。中医药要走进异文化，需借助人类学，方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

3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应用

3.1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了解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医药广泛、深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中医药国际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海外民众不能充分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16］。而海外逐渐兴起的关于中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人类学中医研究)则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从20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冯珠娣(judithfarquhar)、陈南茜(nancychen)、许小丽(elis-abethhsu)、蒋熙德(volkerscheid)、詹梅(zhanmei)、彭晓月(sonyaprizker)等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中医药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医也逐步走出国门，在外落地生根，孕育了海外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特德卡普丘克(tedkaptchuk)、艾米莉吴(emilywu)、琳达巴恩斯(lindabarnes)等对此也有观察和探索。这些人类学家有的到正规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有的走入民间跟随“老中医”、有的就职于国外开设中医门诊的综合医院、有的研究脉诊［17］、有的研究气功［18］、有的探索中医药的翻译［19］、有的记录中医药的创新［20］、有的研究中医门诊中的文化现象［21］、有的研究中医药在海外社会中的涵化［22］，这些成果鲜为国内学界所知。而卡普丘克撰写的《一张没有织工的网》(thewebthathasnoweaver)出版30余年来仍是最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中医读物。由此可见，海外人类学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使者，而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鉴于此，应鼓励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助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具体而言，可由相关机构设立研究基金，鼓励海外人类学家开展中医药研究，通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及其文化价值的了解。

3.2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

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原因在于中医药话语与主流医学(主要是生物医学)话语的可通约性不强，为此应鼓励中西人类学家合作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正如赫拉西奥费伯乐加(horaciofabrega)所说，生物医学被视为一种正式且科学的知识，存在于国家法律关于疾患的陈述之中，作为一种衡量病态的尺度［23］。生物医学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种尺度，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是科学的，因此是理性的、非文化的。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的认识，生物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文化性和地方性［24］。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医学不能被视为衡量其他医学体系的尺度。然而目前中医药国际话语的生产主要以生物医学为尺度进行，即目前中医药研究的绝大部分都由生物医学所主导，这种趋势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医学”，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不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医药也将面临着消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鉴于生物医学的话语具有很强通用性，应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在东西方两种医疗文化之间搭建桥梁，更多地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经有若干中外学者正在联合开展这样的工作［25］。这些人类学作品将中医药的文化性完整保留，同时也呈现了具体的中医药技术，中医药的国际话语在人类学中医研究中会自然生成和丰富，因而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3.3提高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

中医药在主动“走出去”时，将面临来自法律、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医药传播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相当一部分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效率不高，投入产出比较低，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较弱，为此应聘请人类学家参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设计。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涉及到理念设计、市场需求、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质量控制、医学伦理、疗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而有关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卫生研究还远不能满足中医药国际化的需求。而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学研究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制度研究、卫生研究以及当地的文化研究。而关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人类学研究，也能够同时增强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帮助中医药走向惠及全球的公共医学。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4

【关键词】浅析 中医药英语学科 建设发展与挑战

我国的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很多医疗机构和教学机构都已经将中医药英语学科作为重点建设的学科。明确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发展方向，组建专业的中医药英语培训团队，对提高中医药英语学科的教学水平至关重要。

一、建设中医药英语学科的重要意义

中医药学科所使用的英语不同于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英语，中医药英语学科所学习的英语是专门为中医药知识的使用者和传播者服务的，学习的内容完全存在于中医药研究领域之内。另外，中医药英语学科英语的文法与日常使用的英语有很大的区别，大多属于科技文体，因此，中医药英语是一种不太容易学习的学科，而这一学科的知识也是其他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人所不能替代的。中医药英语学科主要是将中医药学科的知识同英语学科的知识相结合所形成的学科，并且结合了翻译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特点。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发展，能够将我国众多中医药典籍翻译成英文，促进我国中医药理论的传播。另外，中医药英语学科还能够为我国中医药领域培养许多全能型人才，使我国的中医药文化能够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借鉴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我国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建设发展历史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中医药英语学科就已经开始发展，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发展并不顺利，在我国的中医药英语学科建设初期，我国的中医药英语学科发展较为稳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中医药英语学科更是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状态。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后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中医药英语学科受到了冲击，很多大学都将四六级考试作为衡量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因素，也使得我国很多中医药英语学科的教学工作者将教学重点转移到了基础英语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逐渐深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修正了一些问题，中医药英语学科也又一次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很多高等学校已经将培养中医药英语专业人才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并将中医药英语的教学与基础英语的教学结合起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将中医药英语教学当做重要的教学任务，自2003年起的八年间，全国三十多所高等学校将中医药英语纳入教学计划。

三、中医药英语学科的研究方向

1.中医药著作翻译研究。中医药著作的翻译研究是中医药英语学科研究的重点，将中国传统中医药典籍标准的翻译成英文，是弘扬我国优秀中医药文化的关键。将每一个中医药典籍上的名字准确的翻译成英文，既需要翻译者具备良好的英文翻译功底，也需要翻译者具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只有翻译者能够准确的理解古文的含义，才能在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理论指导下，准确的将传统中医药典籍翻译成英文。

2.中医药知识对外宣传研究。中医药知识的对外宣传工作是中医药英语学科的主要教学方向，对外宣传工作是保证中医药知识被世界更多国家理解和接受的重要工作，而不同国家在医药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是宣传研究的重点，研究人员还需要将不同国家的文化作为研究的重点，对中国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进行科学的规划，并促进中医药研究与其它国家的医学研究相结合，共同借鉴对方的科学经验。

3.中医药英语教学研究。中医药英语教学的研究以教育学和中医药学科等几个学科为主要研究对象，培养专业的中医药英语知识的人才，研究的内容既包括中医药英语学科教学的相关理论，也包括中医药英语学科的教学实践经验，尤其要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学经验加强重视。

四、中医药英语学科发展建议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加强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医药知识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关注。因此，我国教育领域应该将中医药英语的教学作为重要的教学工作，并组建中医药英语的科研平台。例如，教育机构可以将中药药材的名字以及中药使用的术语制定成规范的英文表达方式，并对所有的中医药英文著作进行规范，还要将规范的中医药英文表达方式及时告知外国科研机构，使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可以在共同的科研平台上进行中医药学术研究，为我国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发展是保证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关键，深入的分析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内容，并提出未来我国中医药英语学科的发展建议，对提高我国中医药英语学科的教学水平，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国利.高等中医药院校英语专业设置情况调查研究[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2）：285-286.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中医协会会长房书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乐琴等出席了论坛。

回医回药是中国民族医药的一朵奇葩，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于中世纪后叶随中亚、西亚穆斯林大批迁徙到中国后输入，并在长期的发展中与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交融、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注重临床实践的一门医学。但是，一些当代医药专家学者也发现，他们只有在古典文献中才能找到回族医药在几百年前的神州大地上的灿烂历史，甚至一些长期生活在宁夏的回族人也很少听说回医，更别说用回医看病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回族医药的基础研究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1989年，宁夏中医药学会在全国率先成立回族医药研究会，开始回族医学研究：1995年，宁夏首家民办性质的回族中医药研究机构――固原地区中医研究所开办；1996年，宁夏中医药学会组织专家分赴全国多地，收集史料、文献、药方，编纂出版两部专著。1997年，宁夏中医院成立“回族医药研究所”，从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2001年起，宁夏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学者对现存回族医药文献进行大规模挖掘整理，整理编写《中国回族医药》、《回药本草》等5部书籍。宁夏医学院编撰出版《回族医学简史》、《回族医药保健》、《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等8本教材。

通过近年的发展，回族医药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宁夏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宁夏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忠和在论坛上说，目前回医回药发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由于历史原因，回族医药发掘、整理与研究起步晚、起点低，高层次的回族医药专业人员、研究人员短缺，回族医药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医药体系，回医药文献资料较为匮乏等。因此，王忠和建议，应加快回族医药的研究开发，开展回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回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的临床研究和应用，加强回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回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和支持，通过组织实施重大专项回族医药研发项目，支持回族医药科技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进一步完善加快回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此外，就回族医药如何发扬光大的问题，回族医学专家陈垄说：“回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上有独特之法。只有将回族医药投入市场，才能将回族医药发扬光大。”

陈垄介绍说，在回族医药的食疗食谱中，主张回族经常吃性热益补的牛羊肉，喝用枸杞、红枣、玫瑰花酱等“八宝”配成的营养茶。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抽烟、喝酒，这都有利于身体健康。穆斯林群众每日5次礼拜，站起、蹲下、爬倒，手脚并用，呼吸得法，意念专一，这种宗教式综合运动，达到了运动体疗的效果。伊斯兰教中的封斋相当于现代的饥饿疗法，有助于清除体内代谢物，利于消化系统良性运转，这些都是我们回医回药的特点，但要将回医回药发扬光大，首先要对回族医药文献进行挖掘整理，才谈得上对回医回药的继承和发展。近些年来，从国家到自治区，还有吴忠市上上下下都开始关注回族医药，一些研究回族医药学的学者们也开始搜集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临床实践，这将有利于回医回药的发展与传承。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 中医药古籍；利用；基础研究

abstract: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tcm books are the key links in improving contemporary tcm clinic and academic level，also the forever subject for keeping and developing tcm advantages and features.however，its utilization must be in prerequisite of carrying out the basic study of booklist database.hereb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state of our country’s ancient tcm booklist database study，modern book issue and electricitizaiton，and puts forward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key words: ancient tcm books；utilization；basic research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药学的载体，它产生于秦汉之际，发展于宋金元三代，鼎盛于明清时期，记载了中国历代医家研究总结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成果，是中医药学传承发展的文献保障，是当代医家学习与研究中医药学的文献宝库。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学科来说，古籍是它的本底资料。本底资料发掘研究不够，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逐渐失去它的优势与特色［1］。对它的研究利用的前提是首先要全面系统地开展其利用前的基础性研究，即开展书目数据研究，现代读本出版状况研究及电子化状况研究。

1 调查存量，加强中医药古籍书目数据库研究

全面发掘整理中医药古籍的基础研究，首先是全面掌握现存于世的中医药古籍为哪些单位或个人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药古籍散存在全国各地的中医、西医院校与研究院所图书资料机构、公共图书馆、文物博物馆以及中国科学院与其它研究系统图书馆，有的甚至流失在境外。同一种中医药古籍的不同刻本也会存放在不同地点。据日本学者真柳诚等调查研究，我国业已失传但存在于海外的中医药古籍不下150种。至于国外尚存而我国已无的中医药古籍珍稀刻本，数量更多［2］。家底不清，不知道某些学科到底有哪些品种，某部古医籍究竟留存多少刻本，这种状况无疑制约了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利用。

中国中医研究院1961年主编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联目》）收入7000余种分藏在60余家图书馆的中医药古籍，为当时中医古籍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由于十年动乱，中医药古籍离散现象严重，该《联目》已不能准确反映馆藏，中国中医研究院1978年重编《全国中医联合目录》，该目录于1991年出版以来，为中国大陆现存中医药古籍研究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该目录如同1961年版，收入单位仅限于大陆省、市级以上单位［3］。事实上，各省的地、市、县级的相关单位也收藏有数量不少的中医药古籍。如浙江省通过调研，发现有400多种未收入该联目［4］。据悉，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于去年开始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修订与增补。增加了一些省市地市级收藏单位的中医药古籍。但其收藏范围仍不全面，因为不少省市尚未开展或完成本地的中医药古籍普查，存在海外（包括港、澳、台）的也尚未收进。

为此，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国性中医药古籍的普查，研制成收录以中国大陆为主，含台、港、澳地区与国外收藏的现存中医药古籍。包括每种中医药古籍流传至今的品种与版本，能够从作者、书名、收藏单位、学科类别等多种途径检索的，并能在互联网上运行的中医药古籍书目数据库，则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就有了强有力的文献资源查询保障。

2 整理出版，全面提供中医药古籍的现代读本

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利用有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对大部分的读者需求来说，并非一定要研阅它们的原本。况且，传存下来的中医药古籍的刻印或抄写本分散收藏在许多地方，借阅它们并非易事。为此，根据不同读者的研阅要求，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的现代读本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来，我国的出版部门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出版了一大批中医药古籍的现代读本。据初步统计，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医古籍出版社为主，出版的品种在2000种以上。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校注本、点校本、语译本与编校本等一系列的名医名著。中医古籍出版社则侧重于孤珍本古医籍的影印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千余种的古医籍的复制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与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单位也整理出版了一批具有中医地方特色的古医籍［5］。但也存在着学科覆盖面不完整及重复出版等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满足上述各层次读者的研读利用需求，建议有关部门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今后的出版规划。

3 发挥优势，推进中医药古籍的数字化网络化

为了凸显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充分发挥其防治疾病的作用，必须加快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利用与开发。这已成为当前医界的共识，其浓烈氛围也已形成。系统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的现代读本能够满足对其研究的基本需求，但对开发层面的需求来说，显然是滞后的。为此，只有加快中医古籍的数字化网络化，才是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利用的最佳途径。

数字化网络化的中医药古籍相比纸质的中医药古籍，在为读者利用方面具有明示的优势。其一，它可以把分布在各地各单位的所有品种的中医药古籍及其不同版本用数字技术收集，存储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联机的，开发的和共享的现代化系统，为中医药古籍的共享利用提供了坦途；其二，它可以使读者“足不出户”，在本地本单位通过英特网即可查阅到这个系统中的所有中医药古籍，由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与经费，能极大提高利用的效益。

我国的中医药古籍的数字化网络化虽起步较晚，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相比其他学科的古籍，存在不小的差距。笔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目前较为权威的古医籍网络化资源仍然非常有限。一部分较早的中医药古籍网站，因各种原因而无法访问，如中国医药古籍检索系统（tcmet.tw/）［6］。而可以轻松访问的网站，往往又存在各自的不足，如中医药方面的古籍比较缺乏，或者权威性不够，质量优劣难辨，并且检索系统不够完善，内容上也多有重复。为此建议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协调下，联合文化部、教育部等，尽快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古籍数字化网络化的领导小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早制定工作方案，将现有中医药古籍分批分期数字化网络化。这将是对中医药古籍研究利用者的最大福音。

参考文献

［1］胡滨.中医药文献检索［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33-45.

［2］郑金生.海外回归中医药古籍丛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3.

［3］薛清录.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1:1.

［4］胡滨，吕志连，朱树良，等.浙江中医药古籍资源调查与分析［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3，10（2）：87-89.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7

[关键词] 互鉴互融；民族药；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志勇，李彦文，崔箭.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j]. 医学与哲学， 2011，32（7）：78.

[2] hong liya， guo zhiyong， huang kunhui， et al.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maonan people in china[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5，11（32）：1.

[3] 海波，刘天君. 民族医药的内涵与分类探讨[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 17（4）：71.

[4] 奇玲，罗达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m].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 洪宗国. 中国民族医药系统化分析与分类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0（2）：43.

[6] 李志勇，李彦文，朴香兰，等. 论中药与民族药的关系[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4（1）：26.

[7] 朱根华，熊耀坤，钟国跃. 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改革策略研究――以蒙、藏、维民族医药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8）：147.

[8] 贾敏如，张艺，严铸云，等. 中国民族药的品种和使用现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7）：1546.

[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 2015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r]. 2016：23.

[10] 郑健，过立农，昝珂，等. 九省区民族药质量标准现状调研综合报告[j]. 中国药事， 2015， 29（12）：1223.

[11] 韩立炜.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谈民族医药基础研究的特色与创新[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7）：3379.

[12] 李禾，马超一. 从文献分析角度看我国民族药的发展现状[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0）：1941.

[13] 张伯礼，陈传宏.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1996―2015[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 李维宇，李敬，杨建熔. 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25（3）：195.

[15] 杨洋，张艺，黄宇，等. 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 38（17）：2878.

[16] 何雁，刘勇，罗晓健，等. 我国民族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 中草药， 2006， 37（12）：1915.

[17] halmurat upur1，yin chen， mayila kamilijiang，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lasma protein markers common to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ur and abnormal savda in uighur medicine：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j]. bmc complem altern med， 2015， 15（9）：1.

[18] zhang chuang， 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 niwat keawpradub， et al. analysis of prescription database extracted from standard textbooks of traditional dai medicine[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2， 8（34）：1.

[19] 李岑，王东平，多杰，等. 藏药佐太安全性研究及其复方当佐的临床安全观察初探[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3）：2573.

[20] 何江，王宏，张论理，等. 维吾尔药复方的研究现状及其建议[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7）：1220.

[21] 罗莉，宋民宪. 民族药成方制剂标准中存在的问题[j]. 中药与临床， 2015，6（2）：98.

[22] 孙东东，程海波，洪净. 民族医药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2）：447.

[23] shafiq ur rahman， achyut adhikari， muhammad ismail， 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trillium govanianum rhizomes in pain and inflammation[j]. molecules， 2016， 21（1095）：1.

[24] ruiping fan， lan holliday. which medicine？ whose standar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edic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 med ethics， 2007，33（8）：454.

[25] 叶华，刘树林，翟永松，等. 谈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16）：3176.

[26] choi j g， eom s m， kim s h，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herbdrug interaction： a focus on pharmacodynamic interaction[j]. j altern complem med， 2015，22（4）：262279.

[27] yea s j， seong b s， jang y， et al. a data mining approach to selecting herbs with similar efficacy： targeted selection methods based on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j]. j ethnopharmacol， 2016，182： 27.

[28] 许志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在 2014 中国民族医药大会上的主题报告[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4，12：11.

[29] 梁琼麟，罗国安，邹健强，等. 中药复方新药创制及技术支撑体系[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3）：1.

[30] 周文斌，林力，李志勇，等. 土家药天珠散防治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668.

[31] raja ikram r r， abd ghani m k，abdullah n. an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 review of four traditional medicine systems[j]. int j med inf，2015，84（11）：988.

[32] elaine yu， hakima amri. china′s other medical systems： recognizing uyghur， tibetan， and mongo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s[j]. glob adv health med，2016，5（1）：79 .

[33] zhu zhaoyun， wang ting， fu dehuan， et 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omedicines： an overview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j]. front med， 2016， 10（2）： 166.

[34] 李志勇，李彦文，张，等. 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学说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9（4）：68.

[35] li shao. network systems under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and herb formula[j]. curr bioinform， 2009，4：188.

[36] 徐卫方，哈木拉提・吾甫尔，阿不都热依木・玉素甫. 异常黑胆质与肾虚痰瘀的关系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5，28（4）：300.

[37] igor gogol，哈木拉提・吾甫尔，努尔买买提・艾买提，等. 基于中维西理论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3，36（3）：297.

[38] 李志勇，赵晖，裴凌鹏，等. 血管性痴呆“v毒内生”病机初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94.

[39] 李志勇，李彦文，庞宗然，等. 民族药特色与研究[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5）：17.

[40]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41] 骆和生. 中药起源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4（1）：15.

[42] 李志勇，杨永强，李林森，等. 民族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12）：2356.

[43] 任小巧，王明强，毛萌，等. 基于藏药药性理论的藏药方剂组方规律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5）：894.

[44] 柴兴云. 试论中药涌现性特征[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480.

[45] thomas m ehrman， david j barlow， peter j hylands. phytochemical informa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 relevance[j]. j chem inf model，2007，47：2316.

[46] 韩建欣，袁涛. 维药阿里红中2个新三萜酸成分[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42（7）：1225.

[47] bao yanfang， li jiyu， zheng lifang， et al.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ldnature tibetan herbs are signifcantly greater than hotnature one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levels of total phenolic components[j]. chin j nat med， 2015，13（8）：609.

[48]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1）：25.

[49]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宋金元明清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2）：23.

[50]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 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

[51] 钟国跃，王昌华，赵纪峰，等. 民族药资源研究思路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5.

[52] 文检，张艺，刘川，等. 藏药“蒂达”的基原、药性及功效的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16， 41（4）：609.

[53] 陈四保，彭勇，陈士林，等. 药用植物亲缘学[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7（6）：98.

[54] 赖新梅，杨雪梅，陈梅妹，等. 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中药功效频数统计分析[j]. 情报探索，2014（2）：18.

[55] 宋晓玲，李f辉，靳敏，等. 植物亲缘关系与蒙药性味相关性研究[j]. 包头医学院学报，2010，26（1）：110.

[56] 孟珍贵，杨永平. 几种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初探――兼论数值分类软件ntsys的使用[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07，89（6）：347.

[57] 郝大程，肖培根. 药用植物亲缘学导论[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58] 马俊蓉，李子信，温红艳，等. “藏茵陈”的基原植物和药用亲缘学[j]. 广西植物，2009，29（4）： 552.

[59] 管志斌，张丽霞，宋美芳，等. issr标记研究云南产牛奶菜属几种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37（11）：1550.

[60] 魏志成， 童东， 杨娟，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沙棘总黄酮治疗心肌缺血的作用机制研究 [j]. 中国中药杂志，2017， 42（7）：1238.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8

国内目前关于中医药博物馆的研究，主要归纳为四大类：一是中医药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二是关于中医药博物馆功能定位的相关研究；三是中医药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四是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的思路方向研究。

一、中医药博物馆发展历程研究

以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为起点，中医药博物馆的发展已近80年，国内学者认为中医药博物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1937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筹划成立前后至建国前的首创时期。这一时期有学者专家已认识到成立医史类博物馆的重要性。

2.建国后至前的发展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中医药类博物馆蓬勃发展，不仅是场馆数量，文物数量也显著增加，而这些博物馆、陈列馆的功能、作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挥。

3.十年的停滞时期。“”给我国各个系统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一些中医药博物馆、陈列馆及中医药文物遭到破坏，中医药博物馆事业被迫处于停滞期。

4.后至今的复兴快速发展时期。后，由于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和方针，一些省市的中医院校、医院等机构，如湖北、南京、山东、河南、北京、成都、广东等陆续成立了陈列馆或博物馆，中医药类博物馆事业得到极大振兴。

二、中医药博物馆功能定位的相关研究

关于中医药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中医药博物馆是传播中医药知识、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场所。

以依托中医药院校、企业、医院、地方政府及研究单位等方式成立的中医药博物馆中，中医药院校博物馆居主体地位。上海、北京、广东、成都等不少省市中医药院校已建成或正在筹建中医药博物馆。因而关于中医药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中医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蓝韶清、郑洪等在《中医药博物馆与素质教育》中认为中医药博物馆是专业素质教育、医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身心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中医药科学普及的基地；陈丽云、吴鸿洲、杨奕望在《谈中医药博物馆与医史教学》中提到中医药博物馆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文化素质和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知识面及优化教师专业技能；林琦、张书河等人在其论文著述中也都有相似的看法。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侧重于中医药博物馆的教学功能研究：刘小斌通过介绍广东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医史教学实践，强调博物馆的医史科研、学术交流、文物收藏功能；张镐京的《博物馆在中医药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博物馆使教学方式生动形象、教学方法重点突出、教学形式灵活有效。

简而言之，中医药博物馆作为行业博物馆，既有一般博物馆的共性，又具有中医药行业的个性，即通过收藏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类文物，并对这些文物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素质教育、专业素养教育，进而达到弘扬中医药文化的目的。

三、中医药博物馆建设存在的问题

1、中医药博物馆功能定位不够长远

中医药博物馆的主办单位一般为中医药院校、企业、医院、地方政府及研究单位。他们建设中医药博物馆过多地侧重于博物馆的文化宣传教育功能，而对于博物馆的长远发展、运营模式、制度保障经营管理等方面缺乏长远考虑，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的发展，容易造成开馆时风光无限，之后便门庭冷落的尴尬境地。

2、 中医药博物馆缺乏有效保障体系及人才队伍

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是从初期的项目立项、选址、搜集文物、资金筹措等，到建成后的展览、研究等的正常运行都需要一定的保障体系、人才队伍作为支撑。只有中医药专家、博物馆专家、管理运营、后勤保卫等相关人员部门的集体协作，才能形成对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的有效保障体系，保障博物馆的具体运行工作得以有效展开。而当下国内中医药博物馆建设大多没有有效整合这些相关因素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博物馆建设的整体质量和水准。

3、经费不足的局面广泛存在

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主要依托于中医药院校、企业、医院、地方政府及研究单位，其资金来源缺乏政府的经费支持，资金不足会带来陈列设施陈旧、运行维护不足、文物征集力度不够、营销活动缺乏等连锁反应，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博物馆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4、馆藏医学文物有限

国内中医药博物馆普遍存在此问题。纵观其原因，第一，相对于其他文物来说，古今人士对中医药文物的重视度不够，且相当一部分文物流失海外；第二，中医药文物拥有者文物征集配合度不高；第三、缺乏相应的中医药文物收集制度和机构；第四、由于经费、管理等原因，博物馆相关征集工作缺乏持续性。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医药博物馆馆藏文物严重不足的局面。

5、理论研究体系不够成熟

与大发展大繁荣的速度相比，中医药博物馆的相关学术研究比较落后。很多学术资料都是针对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进行论述，缺少用先进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论证的资料。今后国内对中医药博物馆的研究重心应当转移到规范使用研究方法进行科学论证上来，并由此得出有效的指导理论。

四、中医药博物馆建设思路方向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医药博物馆蓬勃发展，不少学者对博物馆的建设建言献策，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医药博物馆的服务理念、服务对象。中医药博物馆作为收藏、展示、研究中医药文物，宣传中医药知识的公众服务机构，在博物馆发展的新时期，其服务理念应从以“物”为导向转变为以“人”为导向，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营造良好、热情周到、良好舒适的环境，开阔公众视野，提高公众素质。

第二，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目的和定位需要立足于中医药博物馆的功能，以博物馆为窗口，以中医药为主题，无论是建设思路、设计内容还是陈列方式，都应以保护、学习、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和行为准则，发挥中医药博物馆所蕴藏的文化潜力，为中医药爱好者和科研人员服务。

第三，以特色观念， 走多样化之路。打破传统中医药博物馆以历史年代分期的线性方式来反映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展陈方式。抓住中医药发展所具有的地方特色，树立“特色观念”，尝试陈列展示新方法。

第四，利用高新技术，建设数字化博物馆。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中医药博物馆应该抓住机遇，更新观念， 关注世界博物馆发展走向， 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博物馆、科技馆的经验， 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电视等手段，将有形的博物馆资源虚拟成数字化， 实现资源共享，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参考文献：

[1] 蓝韶清、郑洪、张书河、陈来香.中医药博物馆与素质教育.博物馆研究，2007年4期，19-21页

[2] 陈丽云、吴鸿洲、杨奕望.谈中医药博物馆与医史教学.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5期，42、43页

[3] 林琦.浅议中医药博物馆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山西中医，2011年27卷7期，57、58页

[4] 张书河、蓝韶清.浅析中医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河南中医，2014年34卷1期，17-19页

[5]刘小斌.创办医史博物馆提高医史教研水平.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28卷1期，55-56页

[6]张镐京.博物馆在中医药教育中的作用.中医教育，2000年，19卷6期，56、58页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9

关键词：中医药管理学；重点学科建设；发展方式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11.004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11-0013-04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management covers the fields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health industries of tcm.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can help improve the level of disciplines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training level of specialties of tc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goals， model and path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s in the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featur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ying health management of tcm by us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odern management and modern economics can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tcm resources and medical service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as a result， all directions of tcm management can better achieve scientific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health care and health rehabilitation. also， it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tcm management and team building and train outstanding senior personnel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specialties’ overall level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tcm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odes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知识源泉。由于中医药学具有整体性、辩证性、实践性等传统思维和技术特色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我国医学上特有优势，传承与创新中医学，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政策与管理问题。中医学在近展遇到了困境。在现代科学主义话语权下，中医学要生存就必须与时俱进。首先，教育模式从师承转变为院校教育，把技术进行分科，教育内容分专业，结果专业越分越细，形成中医药专业的碎片化和技术的实验化。古代中医与中药是一体化的，现代教育则分离开了，形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中药资源的质量日趋下降，中医师的中医水平不断下滑。中医药面临的这些困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制度问题。

制度是引导社会行为的最有效工具。建设中医药管理学重点学科，就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药法律法规政策，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医药资源和医疗保健服务更有效地为居民健康服务。运用制度促进传统中医药学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推进中医药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更有效地为国民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服务。由于现代医学发展遇到了困境，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其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促使医学转向，而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要求正好与中医学的实践性、整体性与个性化诊疗思路相一致[1-2]。中医学以患者健康为中心，大医精诚的人文情怀有利于医德建设。这给新医疗改革背景下中医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经济新常态需要研究新医疗制度建设。借鉴精准医学，发展现代中医学，充分挖掘中医药蕴藏的无限潜力，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好发展。

1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定位

1.1 概念界定

学科是学术范畴，指高校教学、科研等功能单位，占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资源，遵守特定的研究规范，具有规定的知识形态和动态运行能力的学术共同体或专业组织，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3]。而重点学科是指高校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投放于某些学科，以使其学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学科群或学科体系中发挥学术主导和关键作用，这些学科被称为“重点学科”[4]。

1.2 学科定位

中医药管理学是一门中医学、中药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它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融合，重点研究传统中医药在现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将中医药特色与现代管理相结合，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如何将中医药资源和技术进行有效合理配置并及时提供给国民，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促进和保障国民健康的一门应用学科。

2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原则和目标

2.1 总原则

遵循科学性原则，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需符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遵循特色性原则，基于中医药的特点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遵循规范性原则，规范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活动与过程，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遵循交叉性原则，管理学各部分内容在不同层次上与中医药学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同时注意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协调性；遵循引领性原则，重点学科应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起到引领作用；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学科范围内的各部分建设内容循序渐进，逐步实施；遵循系统性原则，规划内各部分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互相之间不可分割。

2.2 目标

2.2.1 总目标 以提高中医药事业管理水平、引领中医药服务事业和中医药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核心，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通过充分整合中医药学科和管理学科资源，进行学科的交叉整合，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明确科研重点，构建科学合理的重点学科建设体系，不仅要提升中医药事业管理的学术水平，而且要培养高层次的创新人才、研究高水平的科学，全面提升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中药产业的进步，实现学科专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2.2.2 分目标 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下，以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研究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主要研究领域，研究中医药的知识、技术特征与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对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有效方法；研究中医药资源优化配置与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运用政策科学理论与分析方法，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中医药立法与政策科学问题；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及制度化建设，有效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研究大卫生、大中医视角下中医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3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模式

3.1 宏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宏观模式，以学生培养为基础，进而推动学术发展，最终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形成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金字塔模式（见图1）。①学科建设是为专业建设服务，因此应从培养人才抓起。包括编写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经济与管理类教材；支持建设中医药管理类精品课程；支持建设特色和重点专业；支持教育教学项目的研究；围绕人才培养，引进社会管理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探索校企合作的模式，定向培养社会适用性人才，突出专业岗位胜任力的培养，推进教育管理创新；开展专业教育联盟，优化教育资源[5]。②学科建设要深入开展中医药经济、管理、政策类的科学研究。在国家层面，省部级及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需要研究各级各类的科研项目，增强学科团队的科研能力；提升学科的学术发展水平，在中医药管理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发表高水平论文。据笔者初步统计，截至2014年9月，全国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共获得各级各类项目78项（含教育研究项目），其中部级课题9项、省部级课题24项；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63篇，其中sci论文6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含cssci扩展）36篇，核心期刊299篇。这些成果有效促进了中医药经管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③不管是培养人才，还是开展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的功能最终是服务社会。所以，该模式的最高层是要将教学与科研能力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即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部门培养合格人才，开展课题研究，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力。

3.2 中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中观模式，是根据波士顿矩阵的思路，以学科影响力和学科发展力为指标，构建学科的波士顿矩阵模型（见图2）。学科的影响力高表示其占有率高，其在学术资源、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占据较高的地位，一旦加大投入，其发展前景自然广阔，学科的发展力高，此时学科就可形成一定的品牌水平，相当于“明星类水平”。学科的影响力比较大，但尚未得到大力发展，此时需注重学科研究水平的提升，能力越强，承担的项目就越多，获得的资金也越多，可以为打造学科品牌提供资金，因此学科研究水平可被称为“金牛类水平”。重点学科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可能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此时如果学科团队能积极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学科的水平就能得以提升，打造出品牌；如若学科团队水平低，则学科的水平就只能下降到教育层面上的水平，因此学科团队水平可看作“问题类水平”。随着社会需求的提升，学科仅仅拥有教育能力已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有可能使学科处于被淘汰的境地，因此被称为“瘦狗类水平”[6]。如同产品的波士顿矩阵一样，学科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其能力的地位会在学科发展力和学科影响力的相互作用下有所转变，因此需充分利用学科波士顿矩阵进行建设，努力打造出重点学科品牌。

3.3 微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微观模式，凝练好方向，以团队建设能力水平为横轴，以科研项目水平为纵轴，使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稳步、有序地向前发展，形成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坐标轴模式（见图3）。①学科建设需要凝练出学科发展的方向。学科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的风向标，也是该学科团队特色能力的体现，表达了学科建设的核心能力，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研平台。②加强学科团队的建设水平，学科团队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是学科研究的资源基础。其中最关键的是学科方向带头人培养，需要通过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选派骨干教师去国外进修深造或国内其他名校做访问学者，同时需积极引进适合本学科方向发展的优秀人才，形成与学科发展特色相适应的高水平、结构优良的学科队伍。③需要提升学科科研项目发展的研究水平，通过组织高水平、高层次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学者讲学，共同主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增加团队的信息交流和提升团队的科研水平。重点学科更需要获得部级的科研项目，使团队建设能力与科研项目研究水平均衡发展提升，促进中医药管理学科逐步向高水平学科稳步发展。

4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4.1 建设智库组织平台

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需有创新力，以及法律与政策推动，并成立智囊组织。该组织主要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战略、促进政策、组织改革与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等为研究对象，为政府、社会组织、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其形式可以是建立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或学会、协会）、创建人文社科及中医药政策研究基地等。

4.2 造就教学科研精英队伍

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杰出人才、适宜人才是学科建设的保证。建设高水平中医药管理学科人才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一支与中医药事业、中医药高校发展相适应的融合中医、中药、信息技术、图书情报、经济与管理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高水平、结构优良的合作团队，才可有效推进中医药管理学的不断发展。中医药院校首先要重视中医药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着力培养和引进国内外的优秀人才，特别是积极吸引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博士和博士后加入；需要注重培养出学术领导型人才及杰出青年人才；同时注重学术骨干的培养，尤其是年轻学术骨干，为其提供参与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及出国进修机会[7]。规划与建设学科的不同梯级团队，优化组织结构，促进学科不断发展。我国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目前已建立起中医药管理与公共卫生、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政策、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药资源管理与产业发展等研究方向的师资团队，各个团队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稳定的人才队伍结构。

4.3 创新中医药管理学科发展制度

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特别是要创新适宜于中医药学科建设发展的激励机制[8]。依据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体系，包括绩效评价体系、薪酬管理方法、荣誉制度和评估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充分调动学科成员的积极性，规范科研教学行为，保证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同时对于科研成果要制定一定的标准，如发表的论文应具有代表性，需评价其社会影响力；代表性专著需对某些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评价，并能解决社会重要、重大或关键性管理科学问题；科研项目成果能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管理科学的创造力与转化力，提高社会贡献度，能给政府和社会带来效率和效益，实现政府社会高校一体化设计，资源共享，功能协同的优化方案，从而优化利用中医药资源，推进中医药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更有效地为国民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有效服务。中医药管理学科不仅要创造知识，而且要注重知识的转化。因此，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不仅要重视教学、科研，更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为此，需要对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的水平建立评估体系，如价值评估、系统评估、情景评估、项目评估等，并要有计划分阶段对学科进展情况进行反馈与评估[9]。只有通过创新学科建设制度，才能保证学科建设有序和规范开展，从而提高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申俊龙，马洪瑶.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语境及路径分析[j].中医杂志，2013，53（24）：2076-2081.

[2] 申俊龙.中西医学差异起源的历史比较与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3）：183-189.

[3] 赵坤，王振维.学科建设的内涵、动力与竞争优势积累[j].中国高教研究，2008（10）：20-23.

[4] 王建华，朱青.对我国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反思[j].中国高教研究，2013（12）：27-30.

[5] 申俊龙，汤少梁，黄雪梅，等.新医改背景下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12）：7-11.

[6] 单蕊，梁镇.基于波士顿矩阵模型的山东省民办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系统改革与知识转移平台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4（1）：275-276.

[7] 莫少群.“211工程”建设与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 2012（2）：29-32.

中医药文化研究篇10

1民间医药搜集的方法与途径

1．1文献收集

文献收集是收集古代流失于民间的医药书籍或地方志中与民间医药相关的内容和民间医药专著、民间医药科技论文和会议论文中的内容等。利用文献收集研究方法，整理收录于文献中的民间特色疗法与方药。包括民间特色疗法的临床疗效报道，民间常用草药的名称、起源、变迁、流传、分布和用药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生态、社会记载内容。为抢救民问中医药传统资源．许多民间医药的研究和工作者均做了大量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如甘肃省宕昌县中医医院杨明胜医师用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挖掘、整理研究民间中医中药资源．出版发行了大型中医药史书《宕昌羌藏中医民间医方录》，记载了清未至今中医药人员225人，收集整理羌藏民间土单方1000余首．经验方100余首，并对宕昌羌藏医族传承演变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笔者查阅1979．2009年的cnki文献．以“民间医药”作为检索词，“摘要”作为检索项迸行检索，仅有227篇文章涉及民间医药的研究．目前对于民间医药研究报道的科技文章与论文相对较少。可见，科技和会议论文收集并不是民间医药挖掘整理的主要途径。

1．2田野调查收集

田野调查是指深人实地考察、直接采集民间医药资料的方法。也是民间医药研究中最可靠的研究方法之一。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专职或兼职从事民间医药活动的人员大约有50多万人，其中包括乡村医生、街道个体开业医生、散在城乡的民间医药医生．以及部分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医务人员等，这些民间医生许多身怀绝技和特效方药。但这些民间医药大多仍在小范围内口授心传，缺少记录、整理。田野调查法在民间医药研究中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搜集记录各种民间医药及其适宜技术。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运用勘测、询问、交谈、考察等多种方法对民间医生进行实地考察，包括对当地有名的民间医生访谈、参观、群体访问调查及口传习俗的内容等进行记录、整理和分析．归纳总结成为工作日志。对于民间医药的田野调查，许多民间医药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多已自发开展。田野调查法收集民间医药资料的优势在于为民间医药研究可提供第一手的感性资料．不足之处在于收集的方药和疗法仅在当地使用．而且有的仅为121述相传，缺乏确切的临床验证资料。且疗效的确切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1．3献方献技收集

1958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收集民间秘方验方的采风运动。鼓励民间医生献方献技。采风运动采集的秘方验方数量多至千万项。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理中医药无偿捐献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对受理范围、受理部门、受理程序、处理原则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定，对民间中医药的捐献及收集整理等工作进行了规范，并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长期有效的献方献技的邮政信箱、电话和网站。办法实施以来，通过无偿捐献，受理了民间特色诊疗技术和方药200多项。献方献技收集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到了大量的民间验方和适宜技术，但这些验方的疗效确切性亦有待进一步验证。

1．4民间医药数据库

民间单方、验方和诊疗技术浩瀚，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分门别类。取其精华，民间医药数据库的建立是基础。采用数据库构建技术及检索技术．将收集和整理的民间方药和疗法资料录入。包括民间方药、技法的源流，地区分布和应用情况，药物的品种质量、加工方法、用法用量、已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效用属性、临床经验功用主治、不良反应以及开发应用前景等一体化的信息，建立开放式民间方药、疗法的综合信息数据库．实现民间方药和疗法信息的检索、查询、应用、开发和多数据库信息共享的自动、自助作业。目前我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民间医药发掘整理及评价方法研究”课题组已通过调查研究初步建立了民间医药有关的3个数据库，即民间药材数据库、民间方药数据库和民间疗法数据库。通过这些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为民间方、技的定性研究、医疗价值评价、医疗作用分析比较研究等提供了基础资料，有利于对民间方、技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或知识发现研究。

1．5民间医药陈列馆／博物馆

民间医药资料原始传承的特点则为缺乏记录，口耳相授的资料较多，因此，为了更好的保存，进而有效的实现对于民间医药的挖掘整理，我国部分地区、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包括地方政府均着手建立民间医药陈列馆。陈列馆对收集到的民间方药。应结合来源地区的物种分布情况，采集原植物，进行品种鉴定，制成标本、图谱等保存。对民间技法中独特的医疗器具进行收藏，并拍摄民间疗法的治疗过程，保存为影像资料。我国民间中医药博物馆早在1996年重庆建有重庆民间医药博物馆，近年来北京御生堂博物馆在北京崛起，该馆藏品数量较多，又曾于2008年7月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英国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周”活动，影响日渐扩大田。民间医药博物馆成为民间医药文物抢救和民间医药古籍藏品征集整理的重要场所。有效的保存民间医药资源．为民间医药挖掘整理和研究活动提供了支撑。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集的资料数量少，品种较单一，加之民间医药博物馆多为民间医药爱好者的自发收集行为．因此，博物馆运行经费紧张。且缺乏专业的民间医药工作人才，导致民间医药博物馆仅为初级的陈列和参观作用。缺乏系统的挖掘。

1．6民间医药科研与学术交流活动

充分发挥民间医药科研学术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发挥民间力量已成为搜集民间医药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民族民间医药研究所成立以来．已研制出治疗眩晕症的药物“八仙宁”、“八仙丹”：治疗乳腺小叶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妇科良药。阿莫诺期”、“妇乐康”等一批疗效显著的药物。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通过对散落在民间的壮医学长期的挖掘整理。先后收集了10000多个壮族民间医药验方、秘方及一些医药价值较高的医药手抄本和古籍文物，编辑出版了《中国壮医学》、《壮族医学史》、《广西壮药新资源》、《观目诊病》等论著，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壮医诊疗技法．从而为形成独立的壮医体系奠定了基础。于1997年成立的南宁广博民间医药效方开发研究所。研究成功的苦丁降火茶被誉为居家旅途的方便饮品。民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近年亦呈现逐步开展的态势。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多次有关民间医药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民间医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95年．陕西省首届民间中医药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交流有关学术论文60余篇。2006年7月。中国中医药学会民间传统诊疗技术与验方整理分会成立，有效地促进了中医药民间特色疗法的挖掘整理、发展创新。

1．7网络收集

随着医药科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网络资源的普及，网络也成为许多民间医生展示其特色方药和医疗技术的平台，同时，网络也成为民间医生交流经验和民间方药收集整理的有效来源与方法之一。目前能在网上找到的民间医药网站已有不少，诸如中国民间中医药网、民间医药网、民间传统传承医药网、济南华佗民间中医药研究所网、刘氏医圈网、黄家医圈网等。

2民间医药的挖掘整理措施

民间医药的搜集、整理、挖掘、开发和推广应用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国的民间医药开发目前正在朝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一方面。优良民间中医方药和技能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有的甚至濒临失传的边缘；另一方面，一些虚假民间医药确在扰乱医疗市场。如何有效的挖掘整理成为民间医药工作者面临的挑战。综合目前我国民间医药挖掘、整理工作开展的现状。对于民间医药挖掘整理提出以下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于民间中医药的保护和开发。

2．1加强民间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民间医药的传授特点及民间医生生存的需要决定了民间医药的保守性，部分特色医术与验方轻易不会外传。致使这些民间医药技术时时有失传之虞．这将对我国的传统医药事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方法，更好的保护民间医生的权益，进而促进民间医药知识的挖掘。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主要有：中药品种行政保护。中药发明专利保护．中药商标保护，中药原产地、地理标志的保护。中药的外包装设计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国家科技秘密保护和著作权保护。我国目前的中药专利保护主要是照搬西药的专利管理办法，由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对散于民间的秘方、验方等很难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必须建立起适合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传承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措施或行政法律方案，加强民间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维护民间医药工作者的既得利益，只有在民间医药工作者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对民间医药的深入挖掘。对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在逐步开展针对民族医药地区和民间医药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工作。初步选取贵州省作为试点省，结合贵州省正在制定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工作，选择1—2个苗医苗药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试点，探索民族和民间秘方转变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法和路径。促进出台民间秘方转变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促进民间医药知识的有效挖掘整理。

2．2进一步加强民间医药科研研究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民间医药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将进一步完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强化基地对民间中医药科技成果的孵化功能作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国家也在进一步支持民间中医中药发展．充分发掘我国丰富的民间资源。但“十一五”期间对于民间中医药的研究仅处于收集和整理阶段。如何从民间中医药中挖掘出优质的医药资源则更为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将民间中医药的研究纳入“十二五”国家发展规划中．在国家各项研究课题中。成立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专项．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并整合国内中医药研究与开发的著名科研机构，建立完善的民间中医药人才资源、医疗和技术资源数据库。